在中醫理論中，不是中醫拒絕使用邏輯，而是使用邏輯的效果與目的南轅北轍。

比如用現代方式編寫中葯教材，講葯性時，把退燒葯歸為一類，這石膏、金銀花等退燒葯有好多種，但只能有一個共同的葯性－退燒。至於它們有什麼不同，現代教材無法用邏輯區分。所以用教材學習中葯的葯性並不能達到會使用中葯的目的。

如果按中醫的表述方法，這退燒葯各有各的作用，區別是很大的。當把發燒視為火時，不同的葯對付火的方式不一樣，有的是澆水，有的是抽薪，有的是止沸，有的是吹熄。要因情況的不同選用不同的葯物。如果柴多火大，用吹的方法豈不吹得更旺了？如果是草地上的野火，又怎麼抽薪？所以，是中醫使用中葯的方法決定了中 醫的表述方式。

 如果論象棋，可以從車的作用，馬的特點，炮的功能進行論述，邏輯可有用武之地。如果論圍棋，單拿出一個棋子怎麼論？拿出所有棋子怎麼論？只有在棋局中，在上下左右的關系中，棋子才有它確定的真正的意義。

我從來不說中醫“深奧”、“博大”、和“神奇”。正如中國沒有大哲學家一樣，中醫也是一個灰姑娘。它要被人推崇，得需要一些外在條件，如城堡、臣民、和僕人，另外還得有一個王后的頭銜。如果在灰姑娘挎著籃子買菜時，我就稱贊她高貴、美麗、典雅，怎麼能不遭到人們的嘲笑呢？

中醫如圍棋，不可抽象，不能客觀，它的生命力就在於它以現實性取代客觀性。把它從現實中，從上下左右的關系中，從一個局勢中抽取出來，剝離出來，它就失去了確定的意義和價值。非要把中醫客觀化從而論述它，如同脫離棋局論圍棋子，既無法論述也沒有意義。不是所有事物都可以被絕對清晰地界定，不是所有事物都有 可以被用非此即彼的實證方法來判斷或演繹。在當今時代，讓人們承認不能被客觀化的一個理論是門學問的確是很困難的。其實我闡釋中醫的目的也不是為了讓人們 承認它，只要能達到人們對邏輯不是絕對堅信就可以了。

中醫不把自己客觀化，它不定義對象，也不定義自身。它在闡釋病理的過程中闡釋自己。當你理解了它，它就是你的思想，你也就可以用自已的方式闡釋它。中醫在現代環境中闡釋自己是對自己現代價值的實現，也是對自己現代存在的表述。

中醫不存在於人之外，人本身就是中醫，人與中醫是一體的，而人一旦變成物，中醫就失去立身之本。陰陽五行理論可能不夠理想，但他卻是僅有的將人與物統一而不是分離的理論。中醫的珍貴之處是，它是做為人的醫學而不是對於人的醫治。

能把事物客觀化固然是好，但客觀化的前提應該是意義，意義是對人講的。從人的觀點解釋世界高於從物的觀點解釋世界。世界因被人解釋而有意義。

我曾經在北京向一位西醫專家求教：「為什麼一個看似很簡單的醫學問題就沒有一個普遍適用的解決辦法呢？」比如。感冒、避孕……專家告訴我說，任何一種醫療方法也不可能適宜所有人群，總有“漏網之魚”，所以還要不斷發明新方法，這樣一來，西醫治一種病的方法也越來越多。但西醫目前的問題是，並不能一開始就知道究 竟哪種方法有效，得一個方法一個方法地挨個試一遍。很可能是九種方法失敗之後，才能找到第十種有效方法。我說：「這樣說來我們患者豈不是試驗品？」專家說，從某種意義上說來是這樣的。我問：「如果我試驗遍了所有方法都失敗了，我豈不是試驗的犧牲品？」專家笑說：「正因為有“犧牲品”的存在。才使醫學不斷去發明新方法。」

西醫曾給過我們醫療上一勞永逸的希望，比如青霉素當年的殺菌效力。可很快人就有了抗葯性，一勞永逸的希望破滅了。如今西醫對治病是苦於在眾多方法中不知哪種方法能有效，那麼西醫下一步是不是得想法子學會“辯症施治”呢？對各種抗生“素”的使用，是不是也得作中醫式的“澆水”、“抽薪”、“此沸”、“吹熄”的葯性分類呢？不然，我的一個同事發燒，前後用了二十多種抗生素也沒退下燒來。現在可以做菌培養了，把菌從你身上取點，不在你身上試了，在試驗室里試，用各種抗生素噴它，看它怕哪個。

當西醫擔當起全人類的醫療重任時，我們看到，它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趨同中醫的方法，不管嘴上人們是否承認這一點。當西醫面對十個病人而有十個辦法卻不知怎樣避免每個人身上用十種方法共一百次的話，中醫的個體性的治療思想是不是有可借鑒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