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不主張丟棄中醫，是不想丟了“心”，確切地說是中國心。有個叫文懷沙的中國文人，今年九十七歲了。他早年當過北京中醫葯學院的教授。他說，他用腦去接受西醫，用心去接受中醫。我覺得他這個說法說到了點子上。一個人活著不僅要有腦，還要有心，有魂。 打著西方的旗號，把自己當作西方代表的人，頭腦是西式的了，但有幾個人具有西方人的心和魂呢？

人不光是靠腦袋活著的。所以中國人在勸人的時候要“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再好的道理如果與人情相悖人們也接受不了。這就象諸多道理對愛情不起作用一樣。 相對西醫，中醫的重心的確偏重於心，許多人不承認“心”，覺得有腦就可以了，就象認為有幸福的理由就應該幸福一樣。

學中醫重“心”，重直感、靈氣和境界，這讓講科學的人嘲笑。這個嘲笑有道理，正因為心性的東西不好把握，所以不容易也不宜大力提倡和推廣。

文懷沙在文革其間受迫害，心志郁結，腹部鼓脹，疼痛不止，被醫院確診為肝癌晚期。聽到造反派幸災樂禍地向他宣布這一消息，他驚愕了幾分鐘，然後放聲大笑。 他說，內心不要養個漢奸，跟客觀世界的不幸裡應外合。在隨後的三個月裡，他躺在床上背詩，背誦古文，三個月後，他的肝腹水下去了，癌，沒有了。他對此解釋說，醫者，意也。這個時候他背的這些詩、文章都是葯。他說，我用的是心療法，外面疾風暴雨，我內心一片祥和。

中國文人通醫的例子很多，瞿秋白在獄中給獄卒們看病開方，恐怕也不是為了騙人。看一篇文人雜記，說的是一個人骨折了，朋友給推荐接骨高手，有人問這高手名氣如何？回答說很有名的。於是去了，一見之下，原來這高手是著名作家蕭軍，有的是文名。蕭軍三下五除二就把骨接上了。然後大家坐下來談文學了。 能讓晚期肝癌消失，能接骨，這是不是得是相當不錯的醫生的能力？可是，這對這些文人來說，竟是雕蟲小技。

在中國，身懷這般“絕技”的人真的不少。我的四姨奶經常被找去給人看病。看她給人治病，我母親竟看傻眼了。高熱，抽搐之人，她讓人把病人肛門扒開，露出一條白色的硬質病灶。她用小刀划開，挑出一絲絲的白線。白線挑盡了，人就好了。外傷感染引起的高熱，咱們看就是敗血症狀，可她老人家“截紅線”，順著傷口找 “紅線”，在紅線端點挑開，放出毒來……還有一種急症，她是用一個大麻針點一下咽喉處據說有一個小白點。與我四姨奶相對，我母親反到像一個西醫。因為她治這些病是當大病治的。她認為我四姨奶這麼治病“沒道理”，後來，她下結論說，這是土辦法，治的是地方病。但我四姨奶很得意，她說這些病交給醫院或我母親就是大病，而對她來說，治這樣病就是小事一樁。但她治不了自己的風濕，時不常地要住到我們家，讓我母親給她針灸，吃葯。

好多對西醫說來是大病，沒辦法的病，對中醫來說是小病，好治的病。同樣，對中醫來說束手無策的病，對西醫來說也可能是小事一樁。而對中西醫來講都是疑難的病，土辦法對付起來又游刃有余，所以，說到底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

人，能給自己治點病這很正常，不是非醫生不可。丹頂鶴腿斷了，它會象打石膏那樣用草裹著泥敷在腿上。狼有病了，也會自己找草葯吃。有句老話說“久病成醫”，說的就是自己多體會，也能啄磨明白好些醫理。何況中醫是不停地啄磨了幾千年哪。 這個啄磨不僅靠腦，還要用心，用心去體會，去感受。中醫的感受性是比較強的。女兒現在看人就是從醫生的角度，從人的臉色上觀察好幾個臟器的問題，甚至從人呼吸的輕重，身上的氣味等進行推理判斷。雖然我知道這很原始，但也大加贊賞：「好，咱女兒真行，會看化驗單也會看臉色，離開醫院也能叫醫生！」

現在儀器的分析定量能力已相當強了，但是品茶和品酒在很大程度上還要請品茶師和品酒師，好香水還要靠聞來鑒定。這就是說質量不是儀器測量就能確認的，靈敏的感官還是不可少的。